御前这场相争,原因就是夏浔昨夜与永乐皇帝提及的对辽东的变制改革。
夏浔已经赶到北京,献俘礼是宣扬国威的一件大事,而夏浔和朱棣就是这件大事的两个主角,他既然到了,群臣就该商议举行献俘礼,同时着归附各部头领朝谒天了,以示我朝威加海内,恩夷抚远之上朝威风。当然,期间少不得就封赏辽东将士一事也得公开宣告。
这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,但是人员难得凑的这么齐,夏浔便又当众提起了辽东变革的事来。他是真有点只争朝夕的意思,也是出于一种很朴素的民族感情,希望把辽东这个未来可以变成火药桶、大明掘墓人的所在,彻底改造成大明的坚固边墙。
夏浔第一件事提的依旧是升幕府专署为官衙,永乐随行官员和北京行在的大臣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,听他讲了讲升格府衙的必要性,便大多表示了赞同。
即便是看着夏浔七个不顺八个不服的丘福,对此也无法表示反对。夏浔治理辽东,不只有战功,还有文治,这就是文治卓著的一种表现了。前天他们在皇上面前还大肆吹捧夏浔治理辽东如何出色,这时出言反对岂不是打自己的脸?
再者说,整个辽东,地域不小啊,这么大的地方,一旦由幕府专署升级成官衙,将有大量的职位空缺,辽东没有这么多人才,朝廷也不允许这么多官员就地选拔,那样的话,势必得从关内选任大批官员去充实这些有司衙门,谁没有门生故旧、族亲子侄?说不定自己就能得一两个职位,安置自己的亲友,反对这件事,无异是断人前程。
何况,设立官府可以加强对辽东的控制,这些大臣们不管彼此政见如何,是否有私人恩怨,在这一个目标上还是统一的,他们也希望大明能加强对辽东的控制,减少来自北方的祸患,所以这件事几乎获得了一致通过。
可是一说到对归附部落的安置,众文武的意见就迥然不同了。
丘福首先提出了异议。
他认为让归附的胡人部落与汉民杂居相处,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在他看来,胡人风气剽悍,好勇斗狠,与汉人杂居,家长里短的,难免要生出一些事端,而胡人习惯于族群聚居、互相扶助,一有事情就举族出动向人讨公道,那样的话一人之事就会迅速变成一家之事,进而变成一族之事,造成极大动荡。
夏浔却认为,辽东由于工商业的发展,汉人和少数民族已经形成了一种密切合作关系,双方也习惯了由司法署和司商署来协商解决争端,故而司法权基本上已经由部落长那里收归到了专署衙门,虽然目前这只是在社会治安和经营贸易方面的管理,却已是一个良好的过渡。
地方官府的建立,可以顺利扩大司法权利,至少偶发事件,有辽东军队的存在,也足以保障对事态的控制,有问题是暂时的,利益却是长远的,如果不进行这种变革,归附部落始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力,现在朝廷是省了不少心思,可遗留给子孙的,却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发的大祸患。
辽东目前还有少数独立掌握着司法权的部落,那都是没有参予到辽东工商经营的、在偏远山区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小部落。而这一点在中原也不例外,一些居住在僻远山区或者与大城大阜交通不便利的乡村的汉人,主导村镇秩序的主要力量何尝不是族宗长老们?这一点并不要紧。
此外,两个人也就免除强制婚嫁、免除更汉名着汉服等岐视性强制政策,以及胡人作官的各项待遇方面相持不下,两个人据理力争,丘福所主张的,其实更利于眼下的安定和平稳,但是从以往归附的部落多有发生叛离和争端来看,夏浔的融合之策才是一劳永逸的法子。
行在参政陈寿泰然一笑,捻着胡须,摇头晃脑地道:“皇上,臣以为,淇国公所言,才是老成谋国之见。外夷异类,终非我族,不可以国人待之。唐玄宗厚爱胡人,结果安史之乱,几乎丧亡唐室;宋徽宗与金国缔盟,结果辽国灭亡之日,金人兵锋便指向中原。厚待夷狄,视如自己,不啻与虎谋皮呀!”
夏浔昨夜与娇妻几番云雨,阴阳调和,如今是神清气爽,听他反驳,一点火气都不生,气定神闲地道:“陈大人此言差矣。唐初对外用兵,胜多败少,奠定了大唐的霸气威风,而这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,其中不乏异族,所用兵马,更有不少乃是胡兵。凌烟阁中二十四人,试数数胡人占了几何?
唐之藩镇政策,才是国之大患。朝廷疲弱之际,藩镇将领遂起异心而已,其弊在于放权太重,其因在于人之贪欲,而非出于胡汉之争。自古以来,哪个朝代没有叛将逆臣?其中又有几个是胡人?纵然是同族的大将,见朝廷势弱,遂起野心者不知凡己。自三皇五帝到如今,你何必单单挑出一个安禄山来说事儿?”
陈寿的手僵在胡须上,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。
夏浔道:“现在的政策,轻松、简单,无需多费心神,于长远看,却是朝廷心腹之患。纵然一时有些难处,我们这一世人不去做,将来留给后人的就是不可收拾的一个烂摊子,诸位大人读圣人书,但讲‘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’,这种变革就是关乎我大明气运、万世太平的事了,如何不肯去做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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